历史沿革
1958年，广富林遗址在广富林村村民开胶屑润河时发现大量文物。[4]
195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在松江县进行文物普查，于富林村北端和施家浜西段新开河沿岸采集到新石器良渚文化时期与商、周时代陶器残片，遗址由此被确认。[1]
1961年9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同学，对遗址进行试掘，计开挖探沟4条、探洞10个，发掘面积73平方米。[1]
1999年10月一2000年1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在富林村北部进行发掘，并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与勘探，共揭露面积349平方米，初步认定该遗址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1]
2000年11月一2001年2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专家对广富林遗址进行第4次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初步探测该遗址的面积约15万平方米。[1]
2001年11月一赠达说拜2002年1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继续进行发掘，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生参加实习，发掘4个5米见方探坑和1个约250平方米长方形探坑，坑深均约1米。[1]
2003年3月一2005年5月，对广富林遗址Ⅰ区进行发掘。[1]
2008年3月一7月，由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持，联合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对广富林遗址进行第7次发掘，共勘探2.4万平方米，发掘探方230余个，发掘面积7000平方米。[1]
2009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单位，进行抢救性考古挖掘，勘探7万平方米，挖掘6000多平方米。[1]
2018年，广富林遗址公园开始试运营。[11]
遗址特点
广富林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西北和西面有佘山、辰山、凤凰山等小山峰，北距辰山约2公里，与北边的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分别相距约9公里和15公里，西距天马山不到5公里，东距贝壳砂堤不到20公里，向南10余公里为黄浦江向北约30公里为吴淞江，淀山湖位于遗址区以西20余公里。周围地势平坦，在2一3米左右，是生活栖息的优良场所。广富林遗址的文化层分为三层：上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层、中层为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下层为新您嘱捆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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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遗存
文物遗存
广富林遗址发掘出崧泽文化地灶1处，良渚文化墓葬32座，广富林文化墓葬8座，各时期灰坑、灰沟、水井、宴会点等遗迹300多个。 广富林遗址验删煮文化层分为三层，上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层、中层为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下层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层。
上层出土了许多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陶器的表面有许多小方格和麻布纹图案。
中层出土的遗物以印纹陶为主，但多主葛牛陶质火候较低，纹饰多为篮纹、席纹。
下层出土的遗物以素面陶器为主，有夹砂扁足陶鼎和泥质灰黑陶豆、罐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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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广富林文化
广富林文化分三层：上层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层、中层为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下层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层。广富林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广富林文化最早被辨识是在上海松江的广富林遗址，文化内涵以该遗址出土的广富林文化遗存为代表，根据考古学文化定名原则称之为“广富林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故而得知其是环太湖地区介于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一种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文化。典型器物为侧装鱼鳍形足或三角形足鼎等，受到鲁、豫、皖交界地区龙山文化的强烈影响。文化年代为距今4300一4000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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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价值
广富林遗址是上海历年发掘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为丰富的考古遗址。广富林遗址的发现获得了“广富林文化”的考古学命名，填补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谱系的料灶担空白，得证上海不是一个滩，而是一个同样有着说洪深厚底蕴的城市，说明了上海最早的城镇并非文献所载为唐代，而是汉代。 从广富林遗址出土的河南玉油坊文化特征的陶片陶器可以推断出上海人最早的祖先是河南人，而出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遗存等，则是史前的上海人生活的见证。广富林遗址的发现明确了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至广富林文化的地层关系，丰富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谱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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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
1977年，广富林遗址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点。[4]
广富林遗址公园
2013年，广富林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旅游信息
地理位置
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路3260弄。[2]
广富林遗址文化公园
